黨的生活紀律是黨員在日常生活和社會交往中應當遵守的行為規則，涉及黨員個人品德、家庭美德、社會公德等各個方面，關系黨的形象。百余年來，中國共產黨不僅要求黨員干部在工作和學習上起到先鋒模范作用，還要求他們堅持從生活小事小節中加強修養、完善自己，嚴以修身、嚴以用權、嚴以律己。

 

 

　　回溯黨的歷史，從井岡山、延安到西柏坡，從“兩個務必”到中央八項規定、反“四風”，我們黨歷來倡導勤勞節儉、艱苦奮斗，反對生活奢靡、貪圖享樂。

 

　　建軍初期，針對軍官生活特殊化等問題，三灣改編時規定官兵待遇平等，連隊成立士兵委員會，監督部隊的經濟開支、參與伙食管理等。紅四軍從軍長到士兵，同吃同穿同勞動，朱德帶頭到山下挑糧，雖然生活艱苦，但是官兵團結一致、士氣高漲。

 

　　中央蘇區時期，為了減少生活浪費，毛澤東親自擬寫《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訓令第十四號》強調，政府中一切可以節省的開支，都須盡量減少。這一切節省，雖在各部分為數甚少，但積少成多，并可以養成蘇區中更加刻苦、更加節省的蘇維埃工作作風——這是萬分必要的。

 

　　延安時期，我們黨將艱苦奮斗作風的培育與“厲行廉潔政治”等緊密聯系在一起。1939年6月5日，中共中央書記處關于嚴格建立財政經濟制度的決定中指出：“任何機關部隊必須照批準之預算限度內開支，如有浪費或超過情事，概不批準。”各機關部隊學校不得互相請客（外客來賓招待除外），平時開會不得招待酒菜香煙。在1946年12月，中央作出關于開展節約運動的指示，提出“應動員全黨全軍全根據地人民開展節衣縮食，艱苦奮斗，克服困難的運動”，應盡量裁減干部特殊待遇和一切不必要開支，在生活方面規定了嚴格的紀律。

 

　　新中國成立后，為了使國家盡快富強起來，我們黨一再強調要堅持和發揚好勤勞節儉、艱苦奮斗精神。1956年11月15日，毛澤東在黨的八屆二中全會上指出：“我是歷來主張軍隊要艱苦奮斗，要成為模范的。”并講了一個事例：1949年的一次會議上，一位將軍主張軍隊要增加薪水。他舉的例子是資本家吃飯5個碗，解放軍吃飯是鹽水加一點酸菜。毛澤東認為，這恰恰是好事。這個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軍得人心就是這個酸菜，要求提倡艱苦奮斗。

 

　　改革開放初期，針對黨員干部特別是某些高級干部中存在的特殊化現象，1979年11月，我們黨出臺《關于高級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規定》，詳細嚴格地規定高級干部生活待遇，要求高級干部要在作風建設中起帶頭作用。1980年制定的《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明確規定：各級領導干部只有勤勤懇懇為人民服務的義務，沒有在政治上、生活上搞特殊化的權利。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中央八項規定作為加強作風建設的切入點、全面從嚴治黨的突破口，從中央政治局帶頭踐行八項規定等，率先垂范、身體力行，狠剎“四風”、過緊日子，讓實干苦干、艱苦奮斗的優良傳統得以堅持好、繼承好和弘揚好。《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對黨員的生活提出了高標準要求，明確黨員必須“堅持尚儉戒奢，艱苦樸素，勤儉節約”“堅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甘于奉獻”。相應地，《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也劃出了不可逾越的底線，對生活奢靡、鋪張浪費、貪圖享樂、追求低級趣味，造成不良影響的，要給予黨紀處分。

 

 

　　黨員干部的家風折射作風，其家庭家風家教情況的好壞直接關系到黨的形象，是人民群眾評判黨的工作成效的重要參照物。延安時期，當毛澤東的表兄文運昌得知毛澤東在延安做了“大官”而請求介紹工作時，毛澤東回復：“吾兄想來工作甚好，惟我們這里僅有衣穿飯吃，上自總司令下至火夫，待遇相同，因為我們的黨專為國家民族勞苦民眾做事，犧牲個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無薪水。”

 

　　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更是給自己定下三條原則：念親，但不為親徇私；念舊，但不為舊謀利；濟親，但不以公濟私。湖南毛澤東遺物館陳列有一封毛澤東回絕外婆家15個人請求照顧的信件，這封請求入學、工作等照顧的書信轉交到毛澤東手里，他在信的頁眉批示了一行字：“許多人介紹工作，不能辦，人們會要說話的。”周恩來更是專門召開家庭會議，定下“十條家規”，內容涉及不能丟下工作專門進京看望、外地親屬進京一律住招待所（住宿費由家里支付）、生活要艱苦樸素等，教育他們“完全做一個普通人”。

 

　　一代代共產黨人更是嚴格遵守家規的典范。焦裕祿教育一家扎根蘭考，要求子女“工作上向先進看齊，生活條件跟差的比”；他不讓孩子“看白戲”，將票款如數送給戲院，又建議縣委作出“十不準”的規定。谷文昌一貫嚴格要求自己和家屬子女，不搞特殊，不以權謀私。二女兒結婚想讓他批點木材做家具，他嚴詞拒絕：“當領導的要先把自己的手洗凈，把自己的腰桿挺直！”

 

　　進入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等相繼將家風建設作為黨員干部作風建設重要內容，要求黨員干部既要嚴于律己，又要從嚴治家，既要把好廉潔自律的“前門”，又要守好家庭防線的“后門”，讓自身與家人言行都經得起考驗、當得起表率。

 

 

　　1922年7月，黨的二大制定的《關于共產黨的組織章程決議案》明確要求：黨員的言論，不可有離黨的個人的或地方的意味。這表明黨員個人生活工作中的言行不能與黨的立場相違背。延安時期，毛澤東號召共產黨員“做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劉少奇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中指出，共產黨員如果能長期堅持與實踐相結合的黨性修養，就“可能有最高尚的自尊心、自愛心”，即使在他個人獨立工作、無人監督、有做各種壞事的可能的時候，他能夠“慎獨”，不做任何壞事。

 

　　新中國成立初期，時任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的鄧小平針對一些干部鬧離婚喜新厭舊的現象，嚴厲指出這種現象如不糾正，不但影響工作，損害黨的聲譽，而且要垮掉一些同志。他從加強執政黨建設的高度告誡全黨：“不要以為有了權就好辦事，有了權就可以為所欲為，那樣就非弄壞事情不可。”針對“大躍進”期間出現的“生產瞎指揮風”“生活特殊化風”等不良風氣，我們黨專門制定了《黨政干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要求黨政干部以平等的態度對人，工作要同群眾商量，生活要同群眾打成一片，不特殊化等，讓大家對照著改正自己的缺點和錯誤，堅決執行中央的政策，與群眾一起把生產和生活搞好。

 

　　21世紀初，《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的決定》要求干部培養積極向上的生活情趣，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勵。

 

　　新時代以來，我們黨在《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中專門列出生活紀律，作為黨的六大紀律之一，不僅繼承了過去管黨治黨的有益經驗，而且針對當前黨員在生活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予以補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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